2010年底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让多个在位达数十年之久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翻身落马”，其中有的死于非命（如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有的身陷囹圄（如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有的背井离乡（如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而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却是十足的另类：他在苦苦支撑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终于抵挡不住压力下台，却并未因此丧失生命、自由甚至体面，尽管他最宠爱、也最没人缘的儿子阿里被放逐到阿联酋，他本人和大多数子侄亲信却继续留在也门，并仍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发挥着令人瞩目的政治作用。

在萨利赫下野后，也门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取他而代之的前副总统、现在仍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也门合法领导人的哈迪，被什叶派民兵胡塞尔派从首都萨那逐走。萨利赫仍然如不倒翁般继续活跃在前台，以胡塞尔派盟友的身份控制着一支实力可观的军队和萨那周边诸多据点。

然而2017年12月初形势突变，先是萨利赫突然摆出“倒戈”姿态，向沙特等“敌人”示好，继而胡塞尔派闪电般发难，并干净利落地将这个号称“中东不死鸟”的资深“福将”一举击毙。

“三个蛇头上跳舞”

自1978年起，萨利赫就出任当时北也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总统，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他成为统一的也门共和国总统。

他是中东著名的“变色龙”，一生多次改换门庭，自称“会在几个蛇头上跳舞的人”。这种“变色龙”本性，和也门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局势密不可分。

阿拉伯半岛各国因“石油美元”普遍富裕，但也门却是例外，整个国家积贫积弱，且历史上南北也门曾长期分裂，二战后也分别独立建国，并获得联合国承认，其中北也门长期由萨利赫统治，奉行亲沙特、亲美路线，南也门则先是由埃及纳赛尔政权扶植，后来又成为苏联的附庸。

冷战结束后，南也门失去外援，内部又不断发生上层内讧，终于在1990年5月被迫并入北也门，成立了统一的也门共和国，萨利赫成为统一也门的首位总统。1995年也门南北方关系恶化，内战爆发，北也门获得胜利，但此后南北方的关系一直紧张，统一后的也门人口膨胀，失业率大幅上升，双方民众都对统一有很多怨言。

也门内部的宗教派系和部族矛盾更是错综复杂。宗教方面，也门北方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人口比例长期维持在5.5:4.5，前者主要生活在红海沿岸萨达、焦夫等省，后者则主要生活在东北地区，也门南方则主要是逊尼派，但也生活着少量其它教派、宗教人士，亚丁及其周围则有许多外籍人士生活；教派方面，北方主要有阿赫马尔等4、5个大部落和许多大小家族，但这些部落、家族都有主干、旁支，且往往一个部落或家族里既有信奉逊尼派的，也有信奉什叶派的，分合不定，南方在历史上更是支离破碎，除最大城市亚丁外，其余各地原本有多达22个苏丹国、教长国、酋长国，加上和阿曼接壤，又和索马里、吉布提等非洲动荡地带一衣带水，素来就是多事之区。

由于自身局势混乱，加上周边环境复杂，“基地”、“伊斯兰国”等外来极端势力长期将也门当作避难所、训练营，这里是“基地”分支、和“伊斯兰国”也有勾结的“基地组织”半岛分支（AQAP）的大本营，后者不仅为中东乃至全球恐怖势力提供“服务”，2011年5月，更是在也门南方阿比扬省建立过一个“伊斯兰酋长国”（比ISIS还要早）。

也门恐怖组织都属于逊尼派瓦哈比派，后者是沙特国教。美国视AQAP等也门恐怖组织为重大威胁，长期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和萨利赫、哈迪政府联合在也门反恐，但美国又和沙特是盟友，这自然让夹在中间的也门变得更加尴尬。

长期统治也门的萨利赫则是这种尴尬和复杂的缩影。他属于阿赫马尔部落，却被部落不少上层认为“来路不正”；他信奉什叶派，却一直和伊朗关系紧张，反倒和沙特“卿卿我我”，而当时是其副总统的哈迪，则是来自南方的瓦哈比派信徒。因此在萨利赫统治后期，什叶派和萨利赫政权的关系实际上是对立的，胡塞尔派就是其中代表。

“胡塞尔派”其实是不科学的俗名，该组织的正式名称是“真主支持者”（Ansar Allah），前身为成立于1992年的“青年信仰者”（Believing Youth）组织，创始人侯赛因·巴德莱丁·胡塞尔是世居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阿訇家族成员。1994～1995年，该组织以萨那大学为中心组织“夏令营”，宣扬什叶派理论，当时他们以强调“兼容并包”和“复兴文化传统”为口号，对抗在沙特影响下趋于保守的萨利赫。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萨利赫政府倾向于美国和沙特，胡塞尔派转而突出反美、反以色列色彩，以萨那大清真寺为据点举行反美反政府活动，2004年9月和当时的萨利赫政府发生武装冲突，当年9月胡塞尔派失败，侯赛因·巴德莱丁在老家马兰被打死，为防止其坟墓变为“圣地”，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萨那中央监狱里，但他的三个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尔、叶海亚·胡塞尔、阿卜杜-卡里姆·胡塞尔和一个堂弟穆罕默德·阿里·胡塞尔继续和萨利赫政府对抗，直到2010年停火。

在漫长的统治期间，萨利赫表现出高超的“蛇头驾驭能力”，他在需要扮世俗时就会强调世俗，需要取悦原教旨时就会高唱原教旨，更在什叶、逊尼两派和几大部族间左右逢源。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也门是仅有的公开支持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主权国家，甚至还派出了“志愿军”参战，但战后居然丝毫未被追究，相反还成了美国的“反恐亲密盟友”，萨利赫的“舞技”可见一斑。

1995年，原也门南北方关系破裂，南方重新独立，萨利赫为压倒南方，再次求助沙特，利用南方瓦哈比派人数众多、沙特对瓦哈比派有极高影响力，和出身南方瓦哈比派的哈迪联手，彻底消灭了南方左翼割据势力，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南方的瓦哈比化和哈迪派在也门政府中占据半壁江山。

在胡塞尔派以萨利赫反对者面目出现期间，沙特一直大力支持萨利赫政府，因为萨利赫是“镇压什叶派的什叶派”。

但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沙特转而支持和自己同派同宗的哈迪，并软硬兼施地逼迫萨利赫在2011年11月23日同意下台，翌年2月27日交权。其中奥妙不难看破——原是什叶派且态度油滑的萨利赫充其量是“干儿子”，又怎比得上哈迪这个“亲儿子”？

理论上在“倒萨”期间，哈迪和胡塞尔派算是不成文的“战友”，当时胡塞尔派也并未表现出和伊朗有何特殊关系。2011年11月23日萨利赫同意下台，次年2月27日副总统哈迪在只有自己一个候选人的大选中当选总统。哈迪就职后一度试图拉拢胡塞尔派，于2012年12月28日将侯赛因·巴德莱丁遗体送至其家乡安葬，哈迪还亲自在萨那举行葬礼，而萨利赫却被边缘化，本人虽仍掌握着也门国民大会党武装、尤其美国帮助训练的反恐特种部队，但他最得意、也是最没人缘的儿子阿里却被放逐到阿联酋。

此时素来对什叶派高度敏感的沙特再度插手了。它施压哈迪，迫使其不允许巴德莱丁家族的几个兄弟去萨那参加葬礼，随后又迫使哈迪推行一系列政策，试图同时清洗萨利赫派和胡塞尔派，最终将这两家昔日的死敌逼进了同一战壕。

事实上，此时的胡塞尔派已“鸟枪换炮”，他们迅速借助“同宗之谊”和伊朗结盟，控制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焦夫两省全境和哈杰省大半，获得了红海出海口，并觊觎也门第四大城市、红海大港荷台达，和哈迪派全面武装摊牌，而主力集中在萨那附近的萨利赫则迅速亮出了“反旗”。

对于习惯在“蛇头跳舞”的萨利赫而言，改换门庭丝毫不为难——只要大谈“我也是什叶派”不就行了。曾经对胡塞尔派有“杀兄之恨”（胡塞尔派现在的领导人是侯赛因·巴德莱丁的三个弟弟）的萨利赫“秒变”盟友，双方携手将哈迪赶出首都，若非沙特插手，哈迪能否在南方站住脚跟都不好说。

然而萨利赫之所以倒戈，是希望借胡塞尔派之手东山再起。但得势后的胡塞尔派并未满足其愿望，宁可维持一个松散的“革命委员会”，也不肯给他一个类似总统的名号。随着战事因沙特介入而旷日持久，这位前总统不免又对别的“蛇头”跃跃欲试，在这种情况下沙特想出策反萨利赫的“高招”，也就不足为奇了。

沙特的弄巧成拙

沙特一向视也门、尤其南也门为自己的后院，同时对什叶派人数众多的北也门保持极大警惕和戒备，惟恐北也门什叶派联络与之毗邻的沙特什叶派，在这个年轻而保守的王国里“兴风作浪”，因此历史上曾两度（1962年、1971年）武装干预也门事务。此次也门内战爆发，沙特故技重施，以“受到也门合法政府（指哈迪）邀请”为由，对也门实行武装干预和海陆封锁，双方展开了持久、残酷，却几乎不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战争。

沙特的武装干预有着鲜明的王室背景。现任国王萨勒曼继位后力推干预，现任王储、国王的亲儿子萨乌德则是武装干预的实际决策人和指挥者，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自称“两圣地（麦加、麦地那）守护者”的沙特国王父子以逊尼派瓦哈比主义为国教，对什叶派的挑战异常敏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自不能容忍也门成为什叶派控制的国家，更不能接受教派、民族（伊朗是波斯人，而沙特和也门都主要是阿拉伯人）和地缘政治死敌伊朗的坐大。

然而萨勒曼父子眼高手低，尽管兵多武器好，又有“大义名分”和国际社会的半漠视半纵容，但胡塞尔派士气高涨，又得到另一个地区大国——和胡塞尔派都属什叶派的伊朗幕后支持，看似强弱分明的双方竟杀了个难分难解。

也门久战不下，对萨勒曼父子而言丢的不仅是面子，更是地缘政治上的先机，既然硬攻不下，何不使用谋略，从内部攻破可恶的敌人？于是曾经的“干儿子”、对现状怏怏不满的萨利赫，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策反的对象。

然而他们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伊朗和胡塞尔派的政治成熟度。尽管萨利赫的倒戈动作并不明显，伊朗还是迅速嗅到苗头，并做出“调解”姿态，掩护胡塞尔派采取了“定点清除”的断然手段。

尽管沙特和哈迪派一度希望策反萨利赫至少可以搞乱对手阵脚，但目前来看，效果是适得其反的。也门北方非但未因萨利赫的策反而呈现有机可乘的混乱，相反，胡塞尔派借此良机整合了原本松散的什叶派阵营，如今的也门北方，反倒出现了沙特最不愿见到的“什叶派国家”。更让沙特哭笑不得的是，因为萨利赫名声在外，他的突然倒戈-死亡，让原本被国际社会有意无意遗忘的也门局势重新回到国际视线中，法国、埃及等许多全球或地区性大国已纷纷表态，“不能容忍导致大量无辜平民被殃及的封锁禁运”。

尽管最初萨那街头出现狂欢场面，但2017年12月5日由“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胡塞尔主持的正式“祝捷会”，却只喊“反（沙特）侵略”，只字不提萨利赫的名字，并呼吁“保护萨利赫支持者的安全”，称“我们系不得已的自卫”、“对方受伤者正接受妥善治疗”，呼吁也门国民大会党武装分子“和其他也门人民一样加入我们的队伍”。

与之相比，沙特一方则体现出政治上、战略上的幼稚，从其不断向萨利赫武装空投武器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萨利赫家族藏匿了大批美援武器，装备是也门各方中最好的，但萨利赫下台后被边缘化，士气低、人心散，沙特无法给人最缺的，却拼命空投别人最不缺的，反倒给对方政治上攻击萨利赫“卖国”的口实。萨利赫-胡塞尔矛盾扩大后沙特照例大谈“希望也门人民排除伊朗的干扰”，在自己的军队已介入也门冲突多年的情况下，如此高调显然有点滑稽。至于打萨利赫儿子那张牌则更莫名其妙——且不说那位老兄在也门不得人心，他们父子当初不就是贵国给“扒”下台的吗？

雪上加霜的是，2017年12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将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触犯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普遍公认的政治底线，原本被孤立的伊朗因始终坚决站在反以立场上显得理直气壮，而近来一直热衷于构建利雅得-华盛顿-特拉维夫“三角”的沙特萨勒曼父子则进退失据，在也门问题上更显尴尬。

稍早一些，萨勒曼父子曾同样以“反对伊朗干涉黎巴嫩内政”为由，逼迫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结果引发众怒，哈里里在法国、埃及介入后从沙特脱身，辗转回国并收回辞呈，沙特却落得“贼喊捉贼”的恶名——胁迫他国总理的行动适得其反地引发了黎巴嫩各派的公愤，甚至支持哈里里的逊尼派也并不满意沙特的做法，正如巴黎国际战略研究所（IRIS）中东问题专家比塔尔所言，“没有人希望自己被视作沙特的附庸”。毕竟，一国总理被另一国“藏匿”后辞职，是对主权尊严的极大践踏。沙特本希望借此抨击“伊朗对黎巴嫩内政的粗暴干涉”，却尴尬地将自己置身于同样嫌疑中。当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对法新社称“沙特看来没有成熟的黎巴嫩问题战略，而只是根据愤怒或在自认为受到挫折伤害后感情用事，结果弄到自己难以下台”。很显然，在也门危机中，沙特陷入了同样的误区，并收获了同样的苦果。

结语

“亲戚尚余悲，他人或已歌。”胡塞尔派迅雷不及掩耳的“止损”可以让他们继续维持对萨那和也门北方的牢固控制，而未能如愿的沙特及其盟友则将以此为由继续封锁、禁运和军事干预。正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纵死，鲁难何曾已”。